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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93年，杜祥琬（左一）與朱光亞（左三）等在羅布泊試驗場

　　有一次杜祥琬參加中央電視台的節目，裏面的小朋友天真地問：

　　「杜爺爺，我們將來長大了是不是把氫彈做得威力更大？」

　　杜祥琬回答：「現在的氫彈已經是幾百萬噸了，你們將來不需要把它做得更大，你們及與你們同齡的全世界各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這代人，如果有共同的目標，就一起努力禁止、銷毀核武器，實現真正的世界和平。」

　　接受採訪時，杜祥琬語重心長地說：「現在的青年朋友要理解，當年的『鄧稼先』們搞核彈是被迫的，是當時國際局勢需要他們去做。他們都是很有理想的科學家，在他們的心目中，掌握核武器技術，不是為了打仗，而是為了和平。

　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發表國家公報時就明確說『中國主張全面禁止、徹底銷毀核武器』，在那之前，國際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說過。奧巴馬因為提出『無核武世界』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其實這個理念中國1964年就提出來了。」

　　「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的」

　　「我快60歲的時候，90歲的王淦昌告訴我：『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的！』當時我只當是他對我的一句平常的鼓勵。後來我才意識到，王老本人從60歲到90歲，30年裏，他的確從頭開始又幹了6件大事，而且都是國家級的大事。1969年負責我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的測試時，他62歲。」

　　今年6月，82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核工業功勳人物杜祥琬老先生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受筆者採訪時說。

　　20多年來，在王淦昌老先生那句話的「點化」下，杜祥琬仿佛真的進入了第二個青壯之年。

　　1997年，60歲的他當選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院士。2001年，任863計劃先進防禦技術領域專家委員會主任。2002年，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。負責主持院士隊伍建設、中國能源發展戰略諮詢研究等工作。2006當選俄聯邦工程院外籍院士。晚年的杜祥琬繼續為國家「核」與「光」貢獻餘熱，承擔了數個學術兼職，至今仍在做能源領域的戰略研究。

　　「大大的宇宙沒學成，學了小小的原子核」

　　杜祥琬高中時喜歡去閱覽室看一本名為《知識就是力量》的雜誌，裏面有很多天體、天文學的故事，非常吸引人，他從中感受到宇宙的魅力無窮，立志要學天文學，高考填報志願也是南京大學的天文學系。結果卻被國家選入留蘇預備生，因為當中有兩年暫時還不能去蘇聯，就讓他們先選讀國內的大學和專業，他選了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。他解釋說：

　　「我覺得那是離天文學最近的學科。」

　　國家選拔出來30個年輕人去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（為蘇聯搞核武器培養人才的地方），其中就有杜祥琬，他們的專業也是國家定好的——理論核物理。

　　1960年2月，在莫斯科郊外冬令營

　　「後來小朋友們聽我的故事時感嘆說『大大的宇宙沒學成，學了小小的原子核』。我說你們看看，原子的結構，是裏面一個核、外面圍繞着一些電子，是不是跟太陽系很像？原子核很小，太陽系很大，但物理學很多地方都是相關聯的，進入了原子核的領域後，我覺得也很有趣味，人呢，幹事情一定要感興趣才能做好！」

　　在蘇聯學習的時候，杜祥琬並不知道國家要他幹什麼。畢業前夕，他跟一個蘇聯同學在餐廳邊吃邊聊。

　　「杜，你在這兒學核物理，回去有啥事可干呢？」

　　這位同學的口氣里，透露出他心目中的中國還停留在男人留辮子女人裹小腳的沒落清朝。

　　剛好當天晚上，莫斯科廣播電台播了一條一句話的消息：「今天下午，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。」

　　第二天上午杜祥琬去答辯畢業論文，在走廊又碰到那位同學，他熱情地跟杜祥琬打招呼：

　　「杜，祝賀你！」

　　回憶那一幕，杜祥琬仍激動不已，國家的強大帶來個人的尊嚴。學成回國的杜祥琬，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　　「童頑」鄧稼先

　　談到老領導鄧稼先，杜祥琬提到了一句詩「有的人死了，可他還活着」！

　　「酷愛生活似童頑，浩瀚胸懷比草原。」

　　平常也愛寫點小詩的杜祥琬在一首名為《悼老鄧》的詩里寫到。

　　「真正的核工業功勳人物，鄧稼先是當之無愧的。」杜祥琬鄭重地說。

　　1993年，杜祥琬在核試驗場

　　當年，在位於梓潼縣長卿山下的九院老院部（現在的兩彈城），杜祥琬和鄧稼先也算是北京「老鄉」。只要禮拜天有點空，杜祥琬就會去看鄧稼先，鄧稼先總是邊打開自己的櫃門邊問：

　　「巧克力？」

　　「有時，老鄧會帶我一塊翻過長卿山去梓潼縣城逛逛，路過潼江的漫水橋時，他總要拉我到橋附近的一家小飯館：『咱倆吃魚』。在北京，我們經常晚上去國防科工委匯報工作，匯報完已經半夜了，大家肚子都餓了，就會說：『老鄧請客』。」

　　杜祥琬又講到了鄧稼先的一件小事：「有一次，我為了弄清楚帶電粒子在介質裏面傳播的能量衰減的公式，去借閱了一本《物理評論》雜誌，發現有人在相關內容旁邊寫了字，我一下就認出那是老鄧的筆跡。那些論文往往說不難導出如下公式，但卻不明確推導出。鄧稼先在研究思考的時候忍不住把推導公式寫在旁邊。我能想像，他當時鑽研問題時那種忘我投入的狀態。」

　　老於給老鄧打電話：我們抓到牛鼻子了！

　　從莫斯科畢業回國後，杜祥琬進了當時的核物理研究院理論部，部主任就是鄧稼先。

　　「當時，理論部有一個很好的傳統，相互之間不稱頭銜，只以老小相稱。我覺得這不僅是個稱呼上的問題，它是一種溫度、一種氛圍！顯示了這個單位人和人之間和諧、平等的關係，是很有意義的一種團隊建設形式。」杜祥琬說，「我第一次與鄧稼先的近距離接觸就是氫彈原理試驗。」

　　氫彈的物理反應有幾個階段，比原子彈更複雜。我們小組的任務是核試驗診斷理論計算，就是通過核試驗的測量數據，判斷裏面發生的是不是氫彈爆炸。這就涉及一系列物理量的測試項目。

　　全當量氫彈爆炸威力大，需要高空爆炸，為了保險起見，理論部決定先做一次低當量的氫彈原理試驗，為爆炸試驗人員提供可參考的測量與判斷依據——什麼量程範圍算成功。

　　突破氫彈原理時，整個理論部的人，沒有誰具體知道氫彈的結構和原理，以鄧稼先等為代表的當時的領導就採取學術民主的方式。年齡大的四五十歲，年輕的二十來歲，大家坐一屋子，不論年齡、職務、資歷，誰有什麼想法就直接上台說，因而當時叫「鳴放會」，允許大鳴大放。這樣一來，大家積極性都很高，你來我往，幾十種想法就出來了。大家提出的想法經過分析，最後歸納了四個有可能成功的方案，由於敏帶領一些人去計算。

　　杜祥琬與于敏（左）

　　「我們常看到于敏一副眉頭緊鎖的樣子，是因為他一直在絞盡腦汁地思考問題，為此還睡不着覺，要靠吃安眠藥，有時要吃兩片。

　　老於和老鄧一邊研究思考，一邊寫成講義給大家講課。經過計算，最後判斷其中一種可行，老於就給老鄧打電話『我們抓到牛鼻子了！』當時大家的壓力都很大，老鄧一聽就意會了、高興了，氫彈的研究就是這麼來的。」

　　當晚老鄧開心地喝醉了酒，他長期承受着巨大壓力

　　1966年12月，杜祥琬等三人按照鄧稼先的安排從上海去新疆交數據。當時，從上海到新疆沒有客機可坐，需要坐綠皮火車。正值文革時期，火車走到宿遷時被強行停下來耽擱了兩天，他們再坐火車去都來不及了。碰巧，當時的副院長朱光亞要坐專機到試驗基地去，就讓他們搭乘自己的專機，他們才及時趕去了基地。

　　在基地，他們住和工作都在一個帳篷里，裏面是鋪着木板、上面放上帆布的大通鋪，晚上他們在大通鋪上睡覺，白天就在上面工作，利用實驗前的時間再一次復算理論計算的結果。

　　沒有計算機，他們只能用計算尺、手搖機，一秒鐘大概算幾次。

　　臨近試驗的最後幾天，他們搬進試驗場附近由解放軍搭建的帳篷，一個帳篷三個上下鋪，住六個人，夜裏很冷，需要生起一個小煤爐子。

　　「在那裏，不管領導還是我們計算數據的，大家一心一意就是想讓試驗成功。」杜祥琬說。

　　氫彈爆炸僅憑外觀無法判斷是否成功。憑靠氫彈爆炸涉及的兩個速報項目的測量數據，試驗一結束，他們就確切得出了成功的結論。氫彈原理試驗成功，意味着半年後全當量的氫彈爆炸試驗就很有把握了，于敏馬上向上級做了匯報，說那就是氫彈爆炸。

　　杜祥琬與朱光亞（左）

　　「中國掌握氫彈技術的實際開端應該是1966年12月28號——氫彈原理試驗成功的時間，但這又不能公開說，朱光亞琢磨了半天，在報告裏寫了一句話『中國進行了一次新的核試驗』，周總理同意了。」杜祥琬說，「當晚老鄧開心地喝醉了酒，他長期承受着巨大壓力。」

　　第二天開了簡單的慶功會之後，他們就在現場開始討論下一步的全當量核試驗應該怎麼做。回到北京後，整個理論部的人都跑到食堂會議室去開會，大家都希望趕在法國人前面做成氫彈試驗。

　　貼到院門口地上的號外

　　核武器的中國道路有兩個特點：一個是用時最短，一個是花錢最少。但關於研製費用，許多老百姓也有誤解。

　　「有一次，我去一個賓館參加核數據大會，吃飯的時候，旁邊一位參加其他會議的女士一聽我們是跟核有關的，立即抱怨說『都是你們搞核試驗，把國家的錢都花了。』

　　得知對方是上海人之後，我告訴她：

　　你知不知道寶鋼花了多少錢？我們研製核武器花的錢還沒有寶鋼多，只用了美國2%的研製費用。」

　　「氫彈全當量試驗我們沒有在現場，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怎麼私下得知了我們這個院子就是幹這個工作的，氫彈爆炸當天，有人把人民日報套紅的號外貼到我們院門口的地上。」談起這個發生在幾十年前的情景，杜祥琬依然興奮地笑出了聲。為了符合保密要求，兩彈功臣們致力奉獻，平常什麼也不能說，但感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，功臣們的內心也是欣慰的。

　　一生做一件事，像挖井一樣

　　杜祥琬一生的研究涉及天文、數學、核物理、激光、能源研究等多個領域。被問及感受時，他說：「如果一個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，他就會像挖井一樣，可以做得更深一點。我每次並不想轉領域，但國家需要的事，我覺得有意義，就去做了。我所參與的863計劃看似離開了核去搞激光，實際上仍然沒有離開核的背景，或者某種程度上還是為了核。」

　　「有很多的院士是在國外進修學習過的，國外給他們很好的工作條件，但他們堅持要回國。

　　美國人曾開玩笑說我們都有一個『M』，他們愛的是 MONEY(錢)，但我們愛的是 MOTHER(母親)和MOTHERLAND(祖國)。

　　其實我們也不是不懂得錢的重要，我們的國家也要富裕起來，這正需要我們去為祖國而努力。」

　　1959年，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動手訓練課程：電焊

　　作為一名科技領域的老前輩，杜祥琬院士在採訪的最後寄語青年人：要樹立崇高的理想來引導自己的一生，理想可以出動力、出精神、出素質，使你的胸懷寬闊，開創美好的未來。(中國核工業)